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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国际化的若干国家政策比较和世界态势反思

教育国际化的若干国家政策比较和世界态势反思

发布时间:
2018/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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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国际化不但己成为我国教育规划纲要发布两年多来教育体制改革的一个热点,而目一己成为许多国家教育发展的重要战略。它既是国家政策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地方教育实践的创新内容。我的发言旨在从有关国家的教育国际化政策中寻找有益的启示,以反思我国教育国际化进程中的有关政策和实践问题。
    一、教育国际化的本质涵义
    从世界范围来看,国际组织既没有提出过“教育国际化”的规定性定义,也没有把“教育国际化”作为整个教育制度变革的约束性政策。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又由于各级各类教育的职能及其所受全球化的影响也不同,国际学界关于教育国际化的论争始终不断,反映了从理论、政策、实践视角来界定“教育国际化”内涵的复杂性生流动、知识创造、人才培养等应对“人类知识体系中的不平等”
    为了深入贯彻党的}一八大精神,切实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只有首先准确把握教育国际化的本质涵义,才能为相应的政策制定和创新实践提供科学依据。
    第一,从理论视角来看,一个被广为认可的“教育国际化”定义是国际学者简•奈特(janeknight)从实质而非形式上所作的界定:“国际化是把国际的、跨文化的或者全球性的维度融入教育的目的、功能及实施中去的一个过程”这种定义强调教育国际化的目的、结果和影响,把着眼点放在分享优质学习资源、培养新一代国际化人才核心素质、全面提高教育质量之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出国留学、合作办学、联授学位等都只是教育国际化的途经或形式,而非实质目标。
    第二,从政策视角来看,随着商品、资本、人员、技术、思想等跨境流动的口益加速,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互相依存程度的不断增加也使很多教育问题全球化,因而需要扩大在世界范围的国际交流和经验分享,以求全球性教育问题的更好解决。因此,世界著名的比较高等教育学者菲利普•阿特巴赫(philip altbach)把“教育国际化”定义为一个国家、一个教育系统、一所大学“对全球化的政策回应”,通过学生流动、知识创造、人才培养等应对“人类知识体系中的不平等”。从他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9年第二届世界高等教育大会主编的报告《全球高等教育趋势:追踪学术革命》和发表的主旨演讲中可以看出,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中有关大学的基本职能(“担当社会责任”)、课程开发、师生交流、合作研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以及由教育枚关方的不同利益诉求而引起的关于教育服务的产业性的争论等一系列问题,无不与国家的教育国际化政策紧密相连。
    第三,从实践视角来看,教育国际化更多地意味着在课程内容、教师发展、校本管理、教育技术、 学生核心素质养成等方面有效融合其他国家或文化的国际元素, 培养具备宽阔国际视野的人才。 对于高中及高中后的教育来说,教育国际化不但意味着通过跨国流动等方式获得国际认可的正规文凭、学历、学位,而且也包括通过基于网络的开放学习方式获得可在国际劳动力市场流动的知识技能等非正规学习经验。在基础教育领域,最能代表国际非政府组织关于“教育国际化”内涵的观点,应该是国际文凭组织(ibo)所界定的培养目标以及实现这种目标的课程结构内容、教师专业素质、学生成绩评估等三大要素。ibo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享有咨询地位的国际性专业组织,经它认证的近 4000 所“国际文凭”学校已遍布世界 144 个国家,在校学生人数有 100 多万。它从国际视野、探究精神、终身学习、跨文化价值观念、全球公民等角度确定国际教育目标;从小学、初中、高中三个阶段设计包括语言、数理、人文、健康以及跨学科知识、社区服务等在内的国际课程,以及近年开始提供的第四种“职业生涯证书”课程;通过可靠有效的科学评估使学生的学习经验获得国际认可的学历文凭,特别是它的“高中文凭”,获得了世界名校的普遍认可。 而对于国家政府来说,最重要的国际教育政策导向无疑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政府间组织与会员国联合推动的世界全民教育(efa)六大目标,这些目标反映了国际社会共同致力完成的全球基础教育在公平、质量、效率等方面的内涵要求。在职业技术教育领域,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涵义应该是由课程与教学专业标准规定的职业技术技能的国际规范化、 互认性与流动性。由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和欧洲联盟先后制定的适用于职业技能和普通技能的地区性或国家性资质框架(qualifications framework)已为建立职业技术教育不同专业的课程标准和教学专业标准提供了准则框架。 而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2012 年 5 月主导举办的第三届国际技术职业教育大会及其通过的 《上海共识》则清楚地反映了职业教育国际化的政策导向。在涉及对象人口最广的成人与终身教育领域,试图“定义”其内涵及评价指标的国际化范例则是 2005 年出台的“加拿大综合学习指数”(canadian composite leaning index)和 2010年由欧盟提出的 “欧洲终身学习指数”(euro-pean lifelong learning index)。 这些包含了非正规成人教育在内的终身学习指数实际上涵盖了从幼儿到老龄人口的各级各类教育,它们围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 21 世纪教育委员会报告《学习:内在的财富》提出的“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做人”、“学会共处”四大教育支柱,界定了国际社会高度认可的学习内容和学习工具以及对其他国家和地区有借鉴意义的终身学习核心指标和测评手段。在探讨教育国际化实质涵义时,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近年在国际教育界特别是国际高等教育界的讨论中, 更多学者关注从全球、国家、 地方三个层面的互相融合和渗透去认识教育国际化的过程, 以致出现了一个把三者集于一体的新词“glonacality”(全球-国家-地方性)。它说明必须从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互相作用着眼,辩证地去认识教育国际化的动态涵义。
    在深入认识教育国际化涵义过程中值得注意的另一个现象,就是在大部分欧美发达国家的政策法规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的许多文件或政策指南中,“教育国际化”与“国际教育”同义,而且后者用得比前者更多。前者的例证包括美国由国务院与联邦教育部联合发起的年度性“国际教育周”,由美国高教界、企业界、著名基金会联合向国会提交的推动教育国际化的政策报告,以及由世界著名的美国国际教育协会发布的年度国际教育门户开放报告。 后者的例证则可见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促进国际理解与合作而给会员国政府的倡议书和有关中期规划文件。它从更广阔的意义上提出,国际教育是各级各类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中每个人都应该接受的教育,是在所有学科的内容和教学中都发挥作用的教育,是旨在促进世界人民互相了解和团结的国际教育交流合作。
    二、中国教育国际化的新阶段
    自《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2010 年发布以来 , 从政府的政策举措到地方的创新实践,我国教育国际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把握这个新阶段的主要特征,对于制定相应的政策策略,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提高教育国际化水平有着重要意义。
    第一,扩大教育开放成为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成为促进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重要途径。 前者已明确写入教育规划纲要,后者已体现在教育部的工作计划之中。 改革与开放是驱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也是教育发展的双轮。 教育战线贯彻十八大精神的重要政策导向是一方面强调“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一方面突出“以开放促改革”,从而把扩大教育开放与深化教育改革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一新阶段的重要特征表明:要把教育国际化提到更高的国家战略地位,更好服务国家改革开放大业,切实贯彻中央关于“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开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指导方针,使“扩大教育开放”不但成为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一个政策重点,而且成为促进教育综合改革的一种强大力量,与此同时也要把教育国际化本身的政策调整作为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组成部分,切实增强我国教育国际竞争能力,加快人力资源强国的建设,为人类发展、世界和平作出更大贡献。
    第二,国际教育交流合作呈现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发展态势,教育对外开放已突破高等教育的局限, 涵盖了除军事教育以外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继续教育和终身学习在内的各级各类教育。 虽然国内在不少问题上尚存理论争议或不同政策主张,但是,教育国际化已成为各级各类教育的一种理念共识和政策导向,并对课程设计、教师发展、学生评价诸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一新阶段特征意味着要使教育对外开放超越政府职能和传统的 “教育外事”范围,要使各级教育领导、管理人员和全体师生成为教育国际化的主体力量; 它也意味着教育决策者要根据国家改革发展的战略目标和不同地方、不同领域、不同教育层次的特点与需求,更好统筹规划国际教育交流合作的新重点、新模式、新方式;它还意味着在继续发挥部属高等学校,特别是 985、211 工程大学和 2011 计划协同创新大学在教育开放中的关键引领作用的同时,政府应在加强管理和监控质量的基础上,为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和社会力量参与国际教育交流建立更开放公平的政策环境, 同时切实加强地方与学校的国际合作能力建设。
    第三,随着我国建成世界上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和中高职学生占比最高的职业教育体系。教育国际化的政策关注重点己从出国留学生人数增长与跨境人员交流规模扩大转向国际交流合作计划的质量提高,转向增强学生职业技术技能在国际劳动力市场的适切性和竞争力。这一特征表明,在高等教育领域,要在建设少数世界一流大学的同时,借鉴国际高等教育层级化(stratification & differentiation)的经验,根据不同类型高校的不同职能建立不同的质量标准,要参照国际经验,深化改革普通高校与职业高校的入学考试制度,注重加强国际课程开发和提高教师国际专业素质。在职业教育领域,要借鉴国际“资质框架”,制定不同职业领域课程与教学专业标准,加强国际流行的产学合作与项目学习,提高学生就业和创业能力。在基础教育领域,教育国际化不是要助长“留学低龄化”,而是要注重学习先进的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学方法、评价制度,要借鉴decd等国际组织的教育测评方法,促进我国教育质量标准的制定、监测,从而为我国在国际政策和方法框架内提高学生学业质量并改进评价方式开辟有效途径、提供有效工具。
    第四,从主要是向发达国家的单向学习转向双向的国际交流和经验分享,从强调“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到同时注重“开发利用国内优质教育资源”。国际大规模学生成绩调查的结果己经清楚显示:我国基础教育学生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不但在发展中国家中位居前列,而巨在很多方面己可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学生成绩匹敌。最有力的证据当然是在主要由发达国家作为成员的经合组织65个国家和地区的47万25岁学生在数学、科学、阅读三个学科领域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结果中,我国上海均名列第一。由于pisa测试的是学生运用己学知识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又由于pisa的科学测评模型和随机取样方法h,实际参与ptsa调研的上海学生来自办学水平不同的学校,包括流动人口子女占有较大比例的学校。因此,pisa的测评内容和调查问卷反映了影响学生成绩的多元因素,体现了质量与公平统一的学业成绩水平。上海学生的出色表现是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教师全员培训、学校考试评价制度改革、教育信息技术广泛应用、教育资源投入大幅增加、学习环境显著改善以及学生国际视野不断扩大等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教育部考试中心pisa项目研究组己经和正在开展的pisa中国测试研究成果也充分说明:pisa作为当今世界最权威的国际学生成绩比较研究,它的测评内容、测评模型以及它的“证据文化”有利于我国提高教育决策水平,改进教育考试评价体系,也有利于“对教育体系的科学诊断”。由国际比较研究证明的我国基础教育学生学业成绩水平的大幅提高表明,教育开放的任务不只是要引进国际优质教育资源,还要开发利用国内优质教育资源;它也表明,尽管我国城乡区域之间基础教育的发展还不均衡,学生的创造能力、实践能力尚需提高,但是,无论在教育公平程度还是在教育质量水准方面,都己没有理由妄白菲薄,新阶段的教育国际化可以也应该从单向的学习发达国家转为双向的中外互相借鉴成功经验和分享国际研究成果,而开发利用我国白身的优质教育资源也成为提高教育国际化水平的重要途径。
    第五,我国在继续保持世界最大留学生生源国地位的同时,来华留学发展非常迅速,并已成为对外国(包括欧美)学生有较强吸引力的留学目的地。2011年,我国出国留学生人数达34万;同时,在“扩大规模、优化结构、规范管理、保证质量”原则的指导下,来白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在华留学人员总数己达29.26万人。这一方面表明了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程度的持续提高和国际吸引力的不断增强。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出国留学低龄化趋势背后值得深思的素质教育在应试压力下仍然举步维艰等深层次问题。来华留学生在攻读学位的人数比例、专业结构、学习层次等方面的问题也反映了我国教育在课程与教学国际化程度以及教育服务水准等方面的不足。
    第六,扩大国际教育交流与扩大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密切结合。其重要的标志无疑是我国己在100多个国家设立的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值得指出的是,孔子学院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多语言多文化政策框架下通过多边与双边合作途径快速发展起来的,有力地促进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增进了世界人民对中国的了解,传播了作为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文化。由此,国际教育己成为扩大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途径,而成千上万外国学生学习中国语言与文化也成为推动我国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力量。
    第七,国家在推动政府间教育交流合作的同时,对非政府的民间国际教育交流合作给予了更积极的政策支持,开始出现官民并举促进教育国际化的新局面。其主要标志,一是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作为非官方国际教育网络成功地推动与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数千个教育组织的民间国际交流的重大业绩,以及由此显示出来的民间组织推动教育国际化的重要作用;二是由国家高层领导主持启动的“中美人文交流计划”和中欧、中俄、中英等高端人文交流计划,它们在政府政策主导和资金支持卜展开,学校和专业团体在其实施过程中逐步成为主角,不但开创了国际教育交流合作的新模式,而巨为提高教育国际化水平提供了专业质量保证。
    第八,我国不断加大教育国际援助力度,己由国际教育援助的受援国逐步成为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开展教育援助的新兴力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曾是世界银行贷款的最大受援国,也是其他一些国际地区组织和部分发达国家的教育援助对象国。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特别是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后,我国不断展现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教育领域大幅增加了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教育援助。教育援助的形式不但包括无偿援建学校、培训教师、提供奖学金,而且还包括近年来由教育部批准、商务部资助、多所部属大学在公共管理、教育领导、国际传媒、国家治理等领域开设的“发展中国家硕士学位”项目,为发展中国家培养专业领导人才。2012年,我国政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了800万美元信托基金,援助非洲国家开展合格教师培训,促进其全民教育目标的实现,可以说是我国扩大对外教育援助的最新例证。由此,对外教育援助将成为我国教育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政策课题。
    第九,也是极为重要的新阶段特征,就是我国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政府间组织积极参与多边性和全球性国际教育合作,教育国际化己成为我国积极开展多边外交的重要战略,国际教育己成为我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促进人类可持续包容发展、世界及区域和平的重要舞台。其标志一是我国己成为联合国系统唯一的教育专门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足轻重的会员国,更多地参与了国际教育质量标准和国际教育政策规则的制定;二是我国己经签署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牵头制定的《亚太地区关于学位学历互相承认公约》,并成为推动世界跨境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重要力量;三是我国己在国际教育领域扮演了“南南合作”的积极倡导者乃至领导者角色,尤其是“中非教育合作”己成为国际教育援助的新模式和教育平等伙伴合作的范例;四是通过我国政府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签订的合作备忘录,在国际组织为我国实施教育规划纲要提供专业咨询的同时。我国也为世界提供了基于证据的教育改革创新经验和成功案例;五是我国已搭建了有全球性影响的国际教育高端论坛和政策对话平台;六是我国遵循中央方针,已经和正在培养更多的具有广阔国际视野和高度专业素质的人才进入国际组织工作并日益发挥重要作用。
    三、美国教育国际化政策
    为了扩大教育开放、 提高教育国际化水平, 我国在国家层面已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地方政府和各级学校也通过不同的项目试点取得了创新实践成果。 但因为教育国际化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政策课题,我国在教育开放新阶段也难免碰到新问题、 新困难,所以有必要从比较的视角深入研究有关教育国际化的国家政策,从而不断改进鼓励创新实践的政策环境,不断完善促进教育开放的政策体系。 这里仅就几个有代表性国家的国际教育政策做一粗浅比较。
    美国无疑是世界上教育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也是通过联邦政府法律和国会拨款资助教育国际化最早的国家。 它是吸引国际学生人数最多的留学目的国,2011 年, 在美国就读的外国留学生达到 723277人;同时,它有 27 万多名学生在国外攻读学位课程。如前所说,在美国,“教育国际化”在大多数情况下与“国际教育”同义。 综观历史和现实,可以看到,美国教育国际化的国家政策显现以下特点和走向:
    第一,确立教育国际化愿景和目标。 美国联邦教育部部长邓肯一直强调要通过“国际教育”实现“全球成功”。他说:“必须重点关注把国际视野融入的所有课堂。 正是通过教育和交流,才能成为全球社会更好的合作者和竞争者。”美国把国际教育看作是“全球竞争的一个基石”, 它对国际教育的高度关注基于以下四方面现实对学生“全球素质”的新要求:经济竞争与全球就业能力,超越国界的全球性挑战,国家安全与外交,美国社会的多元性 (2010 年在美的移民人数达5000 万)。美国的国际教育愿景体现在四大方面:一是面向全体学生的世界一流教育,二是全体学生具备全球需要的素质,三是国际标准规范和吸取其他国家经验教训,四是教育外交和扩大国际接触。在题为《国际教育的综合性国家政策》的国际政策文件中,美国高等教育理事会提出的美国国际教育目标是:培养国际专家、增长国际知识,以应对国家的战略需要;加强美国解决全球问题的能力;提高公民与劳动力的国际素质。 由此可以看出,美国政界、教育界、科学界、企业界和基金会等都把国际教育目标与增强国家创新能力、提高国际竞争力、保持“世界领导地位”密切联系起来。
    第二,制定教育国际化战略。 教育国际化已超越教育政策层面而上升为直接影响经济竞争、外交政策、国家安全乃至维系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国家发展战略。2012 年11月,美国联邦教育部提出了它历史上第一个国际教育战略, 这个政策文件提出了两个战略目标:一是“加强美国教育”,二是“推进国际优先重点”。在这两个战略目标之下,它又提出了三个具体目标:提高全球素质,学习其他国家,开展教育外交。美国高等教育理事会在调查研究了社会各界面临的紧迫人力资源需求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教育国家战略”,该战略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加强高校的区域问题和国际问题研究、外语教育与国际商业教育;使大中小学的教学与学习国际化;促进国际研究,以应对外交决策、国防安全挑战、解决全球问题和国际实业的需要;加强高等学校的国际联系;增加出国留学与实习;增加留美国际学生人数,而且还为不同的国际教育项目和计划提供不同形式的资助。 美国科学基金会赞助了许多国际问题研究和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等专业领域的知识创新项目;国际教育协会 2012年以《国际教育作为高校的优先重点:每所学院和大学董事会成员应该具备的知识》为题的白皮书对促进美国高校国际化产生了积极影响。美国大学理事会在 2002 年发布的《“9•11”之后:国际教育的综合国家政策》提出了国际教育的国家政策目标、21 世纪人力资源的紧迫需要、国际教育的国家战略,论述了联邦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对于调整“9•11”以后的教育国际化政策起到了实质意义的推动作用。
    第七, 美国教育国际化有明确的政策目标。 尽管政界、学界、企业界在不同场合、不同声明中提出的国际教育目标在措辞上有所不同,但美国大学理事会提出的国际教育的国家目标可以说是全社会形成共识的政策目标,即培养国际专家和奠定知识基础以满足国家战略需要,加强美国解决全球问题的能力,培养有全球能力的公民和劳动力。
    第八,不同渠道的资金投入保证教育国际化政策的实施。 首先是联邦政府的支持,其政策法规的重要内容就是规定拨款数额或比例;其次是多种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 再次是工商企业等私营部门;还有大学等教育机构从自身预算中支出的用于国际教育交流合作的专项经费。
    第九, 国际教育被看作是一种重要产业。教育国际化的一个导向性政策就是发挥市场力量的作用。 作为最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尽管在学界也有教育是“社会公益”还是“服务贸易或商品”的争论,但高校的公共服务职能从未影响政府、高校、企业等把高等教育看作是一种“产业”,因此也从无有关国际教育是否应该“产业化”的争论。 无论是非营利的还是营利的国际教育都有相应的法规按市场规律制约其发展。
    第十,社会公众和各级学校对教育国际化的高度共识与积极支持。与任何政策一样,教育国际化政策只有地方社区与广大公民积极参与才能产生广泛的社会效应,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 美国一项有关国际教育的国家调查报告显示,在普通民众中,93%的人认为关于国际问题的知识很重要;86%的人相信大学的外国留学生能丰富美国学生的学习经验;75%以上的人支持大学对学生学习国际课程、外语以及获得海外学习或实习经验的要求。 美国教育理事会《美国大学校园国际化概览》的调查结果表明,55%的研究型大学已将国际化列入大学的教育宗旨;66%的大学已建立致力于推动教育国际化的专门机构或委员会。

 

文/周南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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